在广州地铁6号线长湴站附近，一座四层的建筑上标示着“血透中心”四个大字。这家闻名遐迩的医疗机构内设有制衣厂，让众多尿毒症患者在这里既可以进行血液透析治疗又可以从事劳动。
自从2023年成立以来，“六七个人、六台机器”的小规模车间已经发展成拥有60多名员工的小型工厂，为许多尿毒症患者提供了工作机会。
4月20日的调查发现，在这家特别的血透中心里，工人们既是接受治疗的病人也是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中有人来自全国各地，并且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在这里，员工们享有包吃住的生活条件和灵活的工作制度，大多数患者每月可以赚取两三千元。
该机构内部设有早晚三班倒的透析区以及早中晚分班制的操作车间。工人在完成治疗后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决定是否前往工厂工作。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这里透析和工作的费用分别是正常收费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新来的患者可以从学徒做起，并且包吃住，每月至少可以有1000元收入。熟练后的工人则可以获得更高额的薪水。
这个独特的血透中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寻求工作机会的尿毒症患者慕名而来。
25岁的时益阳是陕西宝鸡人，他曾在老家从事家电维修工作，在一次爬楼梯时感到不适并最终被诊断为尿毒症。患病后他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但在广州这家血透中心工作的经历让他心情有所改善，并且能够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43岁的岑南在贵州老家靠低保生活和治疗，2023年来到广州开始接受血液透析并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机会。他说这里的工作环境很自由，大家相处得很愉快。
“边工作边透析”
工作人员表示患者若是来自外地并且没有低保的话会建议他们购买广州市民医保以减轻经济负担。
血液净化中心成立了互助组织，每位成员每月向其中存入十元钱作为应急基金。平时工人们住在城中村内彼此相互帮助，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及时的支持。
尽管这家机构的透析服务带来了盈利，但其附属工厂却一直在亏损状态中运营至今，累计亏空已达到四百万元人民币。为了保持业务运行并继续为患者提供支持，管理层不得不寻求政府和企业的帮助。
老板谢强希望外界能给与更多实质性的援助和支持，并表示只有当制衣厂不再出现重大亏损时才能说明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可以推广到其他地方使用。
甄慧在打包衣物。
他呼吁政府部门能够给予场地租金减免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扶持，同时鼓励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为“肾友工厂”提供更多的优质订单和资金支持。
谢强还希望政府能够将需要长期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尿毒症患者纳入低保保障体系当中，并享受相应的伤残补助待遇。这样企业在雇佣这些员工时就可以享受到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从而有助于促进更多“肾友”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实现自我价值。
工作人员强调就业对于尿毒症患者的生存质量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一份收入来源更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和认可。“透析如同充电一般为生命注入新的活力，而劳动则同样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
虽然目前这家工厂仍处于亏损状态中，但管理层希望通过各界的共同努力使其逐渐向盈利方向转变。同时他们也希望这种“边治疗边工作”的模式可以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并得以推广普及。在谢强看来，“肾友”们拥有劳动能力且渴望自立自强，因此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给予更多支持与帮助让这些特殊人群更好地融入社会。
血透中心位于广州天河的郊区，邻近地铁站。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摄
甄慧所在的血透中心，名叫广州宝树堂血液透析中心，邻近广州长湴地铁站。近年来，因其“楼上制衣、楼下透析”的模式，受到外界关注。
透析中心工作人员刘晓华说，制衣厂目前有工人七八十人，其中有60多位“肾友”，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
“肾友工厂”
这家透析中心的创始人是谢强。他从部队转业后进入广州一家三甲医院工作，但于2019年离职。离职后，他和人合伙创办了一家透析中心。
接触到大量尿毒症患者后，谢强发现，这个群体很可怜，就业很难。其中，20%的人极度困难，生活、治疗都难以为继。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此前发布的《成人慢性肾脏病食养指南》（2024年版）前言部分介绍，第六次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示，2018年-2019年我国成人慢性肾脏病患病率约为8.2%，成人慢性肾脏病人群高达8200万；中国透析人群登记数据库显示，2022年底我国接受透析的人口数已超过100万。慢性肾脏病的病程长、并发症多、诊疗过程复杂，严重危害着我国居民的健康，并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费用支出。因此，慢性肾脏病已成为我国当前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一般而言，尿毒症患者一周需要透析3次，每次要4小时。这给患者群体的就业造成了巨大困难。多位尿毒症患者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们曾找过很多工作，当得知每周要请三个半天的假，老板都说“不行”。
谢强说，在全世界，尿毒症患者的就业都是难题，“一般不会用他们”。一方面，患者差不多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另一方面，患者的生命安全无法绝对保证，可能会有严重的并发症。
尿毒症瘘是尿毒症患者为进行血液透析而建立的动静脉血管通路，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重要“生命线”。现实中，一些患者为了保住工作，得想法藏住自己手臂的“内瘘”，暴露则可能意味着失去工作。
在谢强看来，由于长年生病以及一些透析效果不佳，很多尿毒症患者的身体、精神状态都不好，有的甚至被自己的家庭抛弃，积压了很多负面情绪。
在经营透析中心时，谢强发现，尿毒症患者普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这导致他们流动性很大。为了稳定客源，谢强通过私人关系，帮一些患者找工作，推荐他们去做保安、保洁、司机等。
很快，谢强意识到，这种“找到一个是一个”的模式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想搞搞项目，解决一些患者的就业问题。
刚开始，谢强让患者们做手工，但患者手脚灵活度不够，学习能力也较弱，再加上手工产品运输路途远，这条路很快被证明行不通。
广州纺织服装产业规模超过千亿元，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制衣厂。2023年10月，谢强在透析中心的四楼创办了一个小制衣厂，“刚开始只有六七个人，六台机器”。就这样，制衣厂开进了透析中心大楼。
刘晓华透露，大家都是医疗人员，没有经营制衣厂的经验，就请了人来管理，却发现被“坑”了，交了很多学费，后面调整了管理制度。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制衣厂已经有六七十台机器，可以容纳上百人的就业。每天，都有不少“肾友”在这里上班。
“楼上透析，楼下制衣”，工友们多数是尿毒症患者，这里被外界称为“肾友工厂”。
二楼、三楼是透析区。
这栋“肾友工厂”共有四层，其中二楼、三楼是透析区，四楼是制衣厂。透析时间分为中早晚三班，各4个小时。制衣厂也采用早中晚三班制，工人们透析结束后，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是否要下楼前往制衣厂做工。
据刘晓华介绍，透析是正常收费，在制衣厂上班是“计件”，多劳多得。刚来的患者，若没有制衣经验，可以从学徒做起，会有师傅带着，一般学徒时间2-3个月，每月保底1000元。熟练后，多数患者每月能挣两三千元，高的能挣四五千元。而且，对这些“肾友”都是包吃包住，吃的是两荤一素，住的是附近自建房的单间。此外，制衣厂内也有正常的工人，他们收入高的每月能挣七八千元。
四楼是制衣厂。
慕名而来的“肾友”
“肾友工厂”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患者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25岁的时益阳是陕西宝鸡人，他是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此前在老家从事家电维修工作。2025年1月，在爬楼梯时，时益阳感到头晕、没精神，随后拉稀、睡不着，吃了一点药后没有好转。之后，时益阳就医，被确诊尿毒症。
身体好时，时益阳喜欢爬山游泳，经常和朋友一起玩。患病后，他和以前的朋友很少接触，失去了很多朋友，“很多东西吃不了，太累也受不了，和人一起吃、一起玩，自己都是扫兴的那个”。
在老家透析时，时益阳基本上一个人待在家里，虽然可以玩手机，但心情很郁闷。2025年7月，了解到广州有透析中心可以“边透析、边工作”，时益阳只身来了广州。
时益阳说，这边的透析效果要好些，自己的身体、精神都变好了，“大家都是病人，讨论病情、闲聊都没啥心理负担”。
时益阳正在接受透析。
为了给儿子治病，时益阳的母亲去了上海打工，每月挣七八千元。时益阳有不小的心理包袱，他希望自己能赚钱，能养活自己。来了广州后，时益阳每月能挣三四千元，这份工作解决了食宿问题，医保报销之后开支很小，透析每月需自费200多元，再是100多元的水电费。
“现在每月能存2000元左右。”时益阳很节俭，几乎没有额外的花销，他对现状很满意，“制衣就赶货的时候辛苦一点，整体还好，不算体力活”。
43岁的岑南（化名）于2020年确诊尿毒症，在贵州老家靠低保生活、治疗。2023年，岑南来广州透析，找不到工作，听说宝树堂透析中心提供工作岗位后，他就来了这里。
“从头学的制衣，不会觉得吃力、很累。”每月，岑南能挣两三千元。他说，这里比较自由，“想干就干，不舒服就休息”，大家待得比较开心。
甄慧透露，有一个“肾友”来的时候，一句话不说，脸很臭，待了一段时间后，每天都是笑嘻嘻的，“已经（从坏情绪）走了出来”。最近，又来了几个年轻的女孩，大家都是被工作吸引，慕名而来。
制衣厂内挂着的横幅。
“这里大家都一样，干得比较开心。”甄慧说，在这里，她认识了很多“肾友”，都成了好朋友。
刘晓华表示，患者若是低保，透析自费比例很低。一般外地来、没有低保的患者，会建议其购买广州医保，除了最初几个月透析自费的费用高一点，后面都是两三百元。
刘晓华说，患者相对敏感，不少人自卑，因此管理上不能太强势，“要哄着他们”，尽力营造轻松自在的氛围，也要对患者因身体不舒服耽误工期保持宽容。
谢强表示，他们还成立了互助中心，每人每月存入10元，用于帮助遇到困难的“肾友”。“肾友”们一起居住在城中村里，也是相互帮助的关系。一次，一位患者突发并发症，也是其他“肾友”及时发现，将其送往医院抢救，他才捡回了一条命。
“再坚持坚持”
这家透析中心在社交平台运营了账号。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透析中心和制衣厂都处在不饱和状态，透析区还可以接收更多患者 ，工厂也可以招更多工人。
一个尴尬的现状是，透析中心是赚钱的，但制衣厂是亏本的。谢强称，制衣厂成立以来，已经亏损了四百万元，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亏了30多万元。最初，制衣厂有其他股东，但搞了几个月，股东见持续亏本，就直接退出了。
制衣厂包吃包住，工人们的晚餐是两荤一素。
谢强表示，制衣厂和工人不是劳动关系，更像承包、日结模式。制衣厂之所以亏本，一是工人多是患者，上班时间无法保证，产能偏低；二是他们包吃包住，隐形成本比较高；三是多数订单都是发往内地的，给的价格比较低，而他们在广州，是按广州的工价、成本在运营，利润很低。
谢强直言，他最初办制衣厂，是为了稳定客源，更多是商业行为。后面，见尿毒症患者这么困难，这么需要工作，他确实想帮他们，但若一直亏本严重，他也只能放弃。
谢强表示，去年5月，他本打算关掉制衣厂，但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外界高度关注，他就想着再坚持一下，先坚持到10月再看情况。后面，报道的媒体越来越多，外界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当地政府介绍了一些优质订单，也有一些爱心企业捐赠，这让他受到了鼓舞，觉得应该再坚持下去。
“虽然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关注和支持，但还是有很大的困难。”谢强称，目前，制衣厂每月平均亏10万元，但好的趋势是，有了外界的帮助和支持，整体亏损是在逐步下降的。
据谢强介绍，他和一些透析中心的同行也有交流，有些也在尝试探索这种“边透析边上班”的模式，但大家都遇到了困难。在谢强看来，只有制衣厂不亏损，才能说明自己的探索是成功的，是可以持续的，是可以复制、借鉴的。
“若后面还是继续亏损，会考虑关掉。”谢强说。
谢强希望，政府能在场地、租金、税收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也能提供一些帮助，如提供一些优质的制衣订单。
谢强还呼吁，把需要透析的尿毒症患者都纳入低保，并纳入伤残保障，这样企业在雇佣“肾友”时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这可以帮助更多“肾友”解决就业问题。
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透析后是有工作能力的，但现实的困境是，绝大多数人找不到工作。刘晓华说，是否有工作对“肾友”很重要，“有工作，不仅是一份收入，也是自我价值的体现，觉得自己不是废人、不是废材。”
甄慧表示，他们只是器官受损，不是传染病，是可以工作的，但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是传染病，躲得远远的，也怕万一出事被牵连。“透析是‘充电’，上班也是‘充电’。”她希望，这里的模式可以推广，让更多“肾友”可以有工作，减轻亲人的负担，养活自己。
甄慧透露，制衣厂老板也时常说亏损厉害，这导致大家都有压力。他们希望这里可以越来越好，可以长期运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