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高强
红星新闻记者曾对幸运罗丹妮笔下的高强进行了报道。
在他人面前，高强很少会露出自己的左臂。
这条手臂上布满了由于长期静脉注射留下的永久疤痕和旧针孔痕迹，形成了一道暗沉的“黑线”。
从15岁开始吸毒到四次进入戒毒所，再到戒断毒品长达十九年的时间里，高强自学法律知识，并帮助其他人在戒除毒瘾后找工作。然而，在深夜他曾因吸毒记录被迫接受尿检，也因为社会偏见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机会。
今年1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开始实施，有关治安违法记录封存的政策引起了广泛讨论。不过，“戒毒难”和“复吸风险高”的观念依然存在，许多人担心这会让吸毒人员逃脱监管。在高强看来，最难的是重新融入社会。
出了戒毒所时，他的体重仅有42公斤。
每年母亲的忌日，即一月三号那天，他会前往她的墓地坐上一会儿。山路崎岖不平，他需要挥刀清理杂草才能到达。在坟前，他轻声说道：“妈妈，我又来看你了，我已经彻底戒掉毒瘾。”
▲高强在母亲坟前
现年52岁的高强，在15岁时染上了毒品，并持续了十八年之久。当母亲去世时，他正在戒毒所里接受治疗，未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高强成长的地方——云南开远市被称为“火车带来的城市”。自1909年滇越铁路开通以来，人口迅速增长至九万多人，成为滇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在高强的记忆中，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长途货运生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开远市作为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那时正值心性浮动的好奇少年时期，周围许多人染上毒品。“你不吸毒就显得格格不入。”为了融入圈子，高强选择了盲目跟风。
▲高强手上的瘢痕
当时获取一次毒品吸食的机会需要十元钱，而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仅有二三十元左右。为了筹集毒资，他开始变卖家中贵重物品，并向他人借款，渐渐地成为了邻里眼中的陌生人。
在这七年里，高强四次被送进劳教所进行强制戒毒治疗，次数之多他已经记不清楚了。在没有药物辅助的戒毒过程中，只能靠意志力挺过难关。他记得同期有人因吸毒而死于非命，也有人染上疾病早早离世。
最后一次离开戒毒所是在2007年的冬天，当时的体重只有42公斤，家里人和老宅都已不在，他无家可归，生活变得十分艰难。每个月仅靠土地补偿金和志愿者津贴度日，他省吃俭用，只为证明自己的改变。
他知道不能再做违法的事，否则戒毒就毫无意义。“我已经改过自新了。”每当有人询问时，他都会这样回答。然而，重新融入社会的道路并不容易，许多人对他持有偏见和疑虑。
▲高强在常去的米粉店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实施，旨在封存违法记录并减少对前科人员的限制。但对于戒毒人员而言，“吸毒难戒”、“复吸风险高”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许多人担心这会让吸毒者逃脱监管。
高强了解到一位戒断时间超过十年的朋友最近复吸的消息，这让许多人都感到非常沮丧和不安。“即使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人也会再次犯错，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戒毒十年也不算成功？”他对此感到十分无奈，“这种事会摧毁所有人重新生活的希望。”
记者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表示，封存记录不是消除或删除记录，只是减少和避免被处罚人“一次受罚、终身受限”，有关违法信息仍然会被保留。
根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截至年底我国吸毒人员数量为74.7万名，同比下降了16.7%，占全国人口的5.4‰；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的人数达到了428.6万名，同比上升了5.1%。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像高强这样的努力挣脱过去、重新生活的个体。
高强喜欢骑摩托车吹风散心，而陈永祥则更倾向于开车上路。如果环境能够进一步放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 [20] 由于上述内容需要保持编号格式，并且每段对应改写后的特定部分，所以没有遗漏任何相关信息或增加额外的细节来适应新的表述方式。从[1]到[19]涵盖了高强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新政策的影响以及未来希望等主要信息点。 [20] 作为最后一句总结了陈永祥的愿望与期望，保持了整体内容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做完尿检后，陈永祥心里五味杂陈。老板没有多说一句苛责的话，可这件事终究还是在同事间传开了。旁人异样的眼神让他“浑身不舒服”，仿佛那段不堪的过往，清楚地刻在了自己身上。
难以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他最终主动辞了职。回到家后，消极的念头不断滋生，他觉得自己像“阴沟里的蟑螂”，白天不敢出门。
▲高强（左）与陈永祥合照
过了很久高强才知道，上门的尿检是“吸毒人员动态管控”。那时的管控尚未细化，只要有过吸毒记录，使用身份证入住宾馆、乘坐交通工具，都会触发系统预警，迎来无差别的检查，这让已经戒断的他，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标签。
“毒品是要绝对反对的，这一点不能含糊。可那些已经回头、想重新做人的人的隐私应该被保护，不该被歧视，更不该被整个社会抛弃。”高强说。
2011年6月26日，国务院令第597号公布的《戒毒条例》第七条中提到：对戒断3年未复吸的人员，不再实行动态管控。
也是从那时起，高强开始自学法律。2016年，他拿到了西南科技大学法律事务专业大专文凭。再偶遇检查，他不再恐惧躲避，而是依法维权。他说，法律是公平的，“它既能约束我，也能保护我。”
在互助中走出过去的生活
即便成功戒毒，在熟人社会，过往的经历很难藏住。高强试着找保安、送货员等工作，都被拒绝了，他只能接一些社区介绍的零工，通常是一些工地、装修等劳力活。
最绝望时，他遇到了“阳光家园”。这是由戒毒康复人员自发组成的互助团体，这里没有歧视，大家有相同的经历，谈论的感受彼此都懂，这份久违的归属感让他留了下来。从那以后，他开始伸手帮扶更多同路人。
▲高强在米轨火车上
高强戒毒后的19年里，通过线上咨询与线下陪伴的方式，先后帮助上百名戒毒人员。有人被误抓，他帮忙梳理笔录，走法律程序；有人求职无门，他介绍到自己所在的物业公司；有人心态崩溃，他就以自身过往经历耐心开导，在他的鼓励下戒断毒瘾。
2013年，陈永祥从戒毒所回归社会，为控制毒瘾开始接受美沙酮替代治疗，一治就是6年。由于美沙酮必须每日定点领取，他无法外出务工、也不能远行，生活和工作被严重束缚。
美沙酮的戒断反应比毒品剧烈。陈永祥曾三天三夜无法合眼，第四天直接昏倒在卫生间。支撑他扛过来的，是高强每天陪他散步、聊天、健身，持续一年。陈永祥开始培养兴趣爱好，接触无人机拍摄等新鲜事物，彻底走出了过去的生活。
十多年前，小玉刚从戒毒所出来，情绪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复吸。她在公益工作室认识了高强。一次小玉被滞留在派出所，高强赶过去把她接了出来。此后，小玉只要遇上难事，都会第一时间打电话问他该怎么办。
今年元旦，高强站在窗边给远在武夷山的小玉打了通长途电话。小玉说，自家的茶馆仍在经营，生活过得去。她戒断后，街坊邻居看在眼里，慢慢认可了她。她尤其感激高强多年的引导，让她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卑慌乱。
小玉记得，最近一次接到电话通知尿检是在2024年，此后便再未检查。她坦言，以前最怕民警直接上门，担心被邻居误会复吸，影响家人和孩子。如今电话通知的方式，既保护了隐私，也让她少了很多顾虑。
“一个人的复吸，会摧毁积累的信任”
真正托举起高强后半生的，不只是一纸文凭，还有一段被接纳的经历。
2013年，何松林接手物业公司。由于原有团队管理混乱，她下定决心重新组建一支可靠的队伍。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高强。
当时这支队伍共有十多人，几乎都是高强引荐的戒毒康复人员。何松林直白地对高强说：“你介绍来的人，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找你。”招聘之初，她便在业主大会上如实说明了队员们的过往经历，遭到业主委员会强烈反对，大家担心小区安全问题。何松林当场承诺：“只要有证据证明是我们的人出了问题，我全额赔偿。”
其实一开始，她也并非没有顾虑。她担心有人未能真正改过，甚至带坏其他员工，影响小区安全。但她也明白，一些人对这个群体都带着偏见，如果连一次试用机会都不给，他们很可能再次走上歧途。“他们只要真心改过，一定会比普通人更珍惜机会。”抱着这份想法，她给出三个月试用期，不行再换人。
很快，他们就用行动彻底扭转了偏见。“很多业主跑来表扬物业，主动帮老人推车、提菜、护送回家，严格核实每一位外来人员与车辆，熟记小区300户业主信息，多年来零纠纷、零投诉。”何松林说。
正是这段被接纳的经历，让高强更坚定了要用实际行动，为戒毒康复者撕开一道重返社会的口子。
▲高强出门散心
一项研究显示，海南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解除强制隔离的863名戒毒人员，以无收入为参照，月均收入5001元以上的戒毒人员复吸可能性更低，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戒毒人员复吸的可能性比无收入的戒毒人员更高一些，这可能与他们对生活无望，“破罐子破摔”，有点收入就及时享乐的思想有关。
“社会歧视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群人造成的，而是长期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如果歧视一直存在，绝大多数戒毒人员早已家破人亡、无依无靠，连工作都找不到，就会再次入歧途。”多年帮扶中，高强认为比戒毒瘾更难熬的，是走出戒毒所后的日子。“社会总在喊‘远离毒品、抵制毒品’，却常常把改过自新、彻底戒断的人，也一并当成‘坏人’拒之门外。”
十几年前，高强发现当地禁毒宣传未提到成功戒断、重新生活的案例，便主动向当地禁毒大队提出意见，认为片面宣传不利于戒毒康复人员融入社会，相关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
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开始施行。在高强看来，违法记录封存政策的出台，能让戒毒康复者获得公平就业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吸毒难戒”“复吸风险极高”等根深蒂固的认知，也让一些人对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心存疑虑。
高强也听闻过令人痛心的复吸事件，一位戒断时长超过十年的同伴，不久前再次复吸被送回戒毒所。消息传开后，给戒毒康复群体带来巨大冲击。
“连坚持了十年的人都重蹈覆辙，那是不是意味着戒断十年也不算真正成功？”高强皱紧眉头，“这一切都会毁掉所有戒毒者好不容易换来的希望。”高强清楚，一个人的复吸看似只是个案，却会摧毁司法机关与社会积累的信任，“这早已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关乎所有戒毒康复人员的前途与未来。”
记者注意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对“吸毒记录封存”的回应中提到，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是一种对治安违法信息进行管控的措施，不是一种处罚措施，其目的是对治安违法信息进行必要的管控和规范，减少和避免被处罚人“一次受罚、终身受限”，封存不是消除、删除记录，有关违法信息仍然记录在案，但不得随意查询、提供或者披露。
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截至2024年底，中国有吸毒人员74.7万名，同比下降16.7%，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4‱；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428.6万名，同比上升5.1%。这组数据背后，是无数像高强一样拼命想挣脱过去、重新生活的人。
高强习惯骑着摩托车吹风散心，陈永祥也偏爱开车上路。若是环境进一步放宽，陈永祥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开上网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