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会众议院于4月23日下午，审议通过了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接下来将由参议院进行审议。
若此议案获得通过，则日本计划在2026年建立起自二战以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情报中心，并制定其历史上第一部“国家情报战略”。
根据先前提交国会的政府提案，新的情报架构包括两个层级：顶层决策机构“国家情报会议”和具体执行部门“国家情报局”。
“国家情报会议”的主席由首相担任，成员涵盖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及防卫大臣等11位部长级官员。该委员会负责审议涉及国家安全保障与反恐等方面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海外情报工作。“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下属机构，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间的情报工作的整合协调职责。
日本国会已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
近期日本政府在情报领域动作不断，力求从多个层面提升和整合情报力量，以强化首相对于情报事务的集权控制。专家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国内巩固政权基础，在舆论上制造外部威胁感，并推动军事扩张；同时对外则增强情报收集能力，为突破传统的防御性安全政策铺路。
这些动向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强化情报系统的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媒体担忧，首相高市早苗正试图复制“战前体制”，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臭名昭著的“特高课”。
从1952年的内阁官房下属机构到由首相直接领导的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日本用了七十余年时间。
日本长期以来缺乏一个系统化的情报体系
虽然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相比显得低调，但事实上，日本政府在情报收集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各个主要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独立情报部门。
目前，内阁情报调查室、公安部、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等单位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或机构，各自为政，缺乏协调机制，导致内部信息壁垒重重，难以实现资源共享与互通有无。
正因如此，日本政府一直有人呼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整合和指挥情报工作的中枢机构，并且增强对外情报的能力。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多次尝试均未取得成功。
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中期对于构建“日版CIA”的初步构想，但因多方反对而未能实现。
无论是1952年吉田茂内阁时期的设想还是后来几次改革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功建立一个具备统一指挥能力的中央情报机构。直至今日，日本的情报体系依然存在严重的碎片化问题。
近年来发生的几起重大国际事件促使日本政府意识到强化对外情报的重要性，并着手进行相关领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设计。
例如，《特定秘密保护法》旨在加强机密信息的管理和保护；国家安全保障局则负责外交及安全保障政策的相关建议与决策工作，但其权限仍受到一定限制。此外，内阁还设立了专门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情报部门，并在外务省内部也成立了相应机构来承担情报汇总分析任务。
在安倍晋三领导的第二次执政期间，虽然推动了多项安全领域改革举措，但仍未能突破长期以来存在的部门对立障碍，只能通过现有框架下增加职能的方式来间接强化情报能力。
自民党保守派长期追求的情报中枢构想最终成为高市早苗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她上任后迅速推进了一系列安全保障战略，并指示内阁研究建立国家级别的情报机关。
2026年3月，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正式提交国会审议；4月初，在众议院内完成了实质性讨论与表决程序。尽管有在野党和公众对于隐私保护等问题表示担忧，但政府凭借多数席位优势快速推动了法案的通过。
随着“国家情报局”立法进程的推进，日本海上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也分别成立了新的情报作战部门，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充其太空军事力量规模。这些举措标志着日本国防战略正从传统物理空间向信息与网络领域转变。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表明，日本正在努力对标美国情报体系，力求深度对接并融入美日同盟的全球情报网中，以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
近年来，关于日本对外间谍活动的报道层出不穷。特别是在中国、俄罗斯等地发现了多起由日本政府或其代理人策划的情报搜集行动，这反映了该国在安全领域日益增强的进攻性倾向。
例如，在1906年成立“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后不久，该公司便开始秘密参与对中国及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收集工作。而至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间谍已经广泛渗透到美国领土上，为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搜集大量关键信息。
面对“国家情报局”的强行推进以及军事与太空情报力量的发展壮大，无论参议院最终如何裁决，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民众对于个人隐私权受损及政府过度集中的担忧。同时，这也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日本情报系统的集中化和军事触角的扩张可能会对其周边国家构成潜在威胁，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其上任时携带的明确政治清单中，就包含了这个自民党保守派念叨了十多年的诉求。
上台仅4天，高市早苗就快速推进首相官邸主导的安全保障战略，不仅对国家安保局长进行人事调整，还指示内阁研讨建立情报机关；11月，自民党内部成立“国家情报战略本部”并召开首次会议，正式启动党内推进程序。
2026年3月3日，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正式提交国会；3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相关决议，法案的核心设计正式浮出水面；4月10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开始对法案进行实质性审议。主管该法案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虽承认“理解公众对侵犯隐私等问题的担忧”，但明确表示将继续推进法案审议，丝毫没有放缓节奏。
4月22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该法案；次日（4月23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便完成表决通过，从委员会通过到全院表决，仅间隔一个工作日。期间，在野党希望获得更多质询时间，舆论也需要更多发酵空间，但执政党凭借席位优势，牢牢掌控审议节奏，推动法案快速闯关。
大力强化情报力量
高市政府意欲何为？
按日本防卫省说法，海陆自卫队新设情报部队的任务包括查明并消除所谓“虚假信息”威胁，与盟友合作传播“适当信息”等。
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拟在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内设立专职部门，负责防范社交媒体平台上所谓“虚假及错误信息”，阻止所谓外国势力“干预选举”和“操控舆论”。
高市政府相关动作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无异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或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
有日本媒体和网民惊呼：“特高课”的历史噩梦又要重演吗？
众所周知，“特高课”即“特别高等警察课”，最初是日本国内情报组织，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也开始设立特高课。甲级战犯、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就是特高课的头头，还有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南造云子等，在华夏大地上欠下无数血债。
日本《京都新闻》《琉球新报》等媒体发文警告，二战前，日本以“护持国体”为借口加强情报机构权力，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
日本历史学者前坂俊之等专家指出，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向国内媒体施压，至40年代几乎完全掌控日本舆论。日本舆论场当前的论调和发展趋势，与30年代初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在加速右倾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日本当局正纠集各层面力量煽动民众情绪，“走上一条老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说，日本媒体目前存在着渲染“外部威胁”、挑动民众“对外敌意”的报道氛围。在其背后，日本执政当局通过掌控舆论风向，炒作“外部威胁”，渲染“非黑即白”的对抗叙事，为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展开思想政治动员。
重蹈覆辙值得警惕
“国家情报局”的立法推进，只是日本本轮情报体系改革的一个缩影。
在军事层面
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设立“情报作战集团”，由承担情报、网络、通信及海洋观测任务的部队整合而成，核心目标是统一指挥原本分散的相关部队，强化对网络、太空、电磁及认知领域多源信息的处理能力。
几乎在同一时间，陆上自卫队也正式成立“情报作战队”，专职负责信息作战、网络攻防与电子对抗。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自卫队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信息作战力量与指挥体系，日本防务战略的重心正从传统物理空间，持续向信息空间延伸，亦是其近年来安全观念不断转向进攻性的鲜明体现。
日本自卫队队员在基地作战中心参加演习 图据中国国防报
在太空层面
日本航空自卫队所属“宇宙作战群”正式升级扩编为“宇宙作战团”，规模从约310人增至约670人，并计划进一步升格为约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按照防卫省规划，航空自卫队拟于2026财年底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分析指出，日本太空军事力量从仅有20人的“宇宙作战队”起步，仅用6年时间，便从辅助性监测单位，发展为拥有独立指挥权限的作战集团。
未来，该力量可能承担太空监视、数据分析乃至反卫星等任务，为远程精确打击力量提供实时天基情报支持，甚至可能展示针对太空目标的软杀伤能力。从战略定位来看，日本未来将充当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太空哨兵”，其太空监视数据可实时接入美军作战体系，推动美日军事同盟加速向太空领域延伸。
日本自卫队人员与美军人员在演习中分析情报 图据中国国防报
这种种举动意味着日本正全面对标美国情报体系，想要深度对接、融入美国全球情报网络，借美日同盟的势头，持续延伸自身军事触角。
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2025年11月，中国国家安全部发文说，近年来破获一批日本间谍情报机关针对中国的渗透窃密间谍案件。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察。
1941年，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日本派出大量间谍到珍珠港，搜集那里的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
如今，“国家情报局”的强行推进、军事与太空情报力量的同步扩张，本质上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框架、转向进攻性安全战略的重要一步。参议院的表决尚未落幕，但无论结果如何，日本情报权力的高度集中、军事触角的持续延伸，已不仅引发国内民众对隐私受损、权力滥用的深切忧虑，更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潜在风险。
校对|张锦河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澎湃新闻、中国国防报、锦观新闻、长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