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迎来了越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为期四天的访问行程，在此期间他搭乘了中国的高速列车，这一举动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苏林此次访华集中讨论了高新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重要议题。这些重点与越南高层近年来在开展经济外交时所遵循的战略思路一脉相承，旨在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来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实现从依附型模式向自主发展模式的转变。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预测，2025年越南GDP增长率高达8.02%，在全球范围内表现突出。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在2024年达到4490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高收入国家门槛（4496美元），预计到2025年末，越南将正式迈入这一收入水平行列，并且苏林已经设定了未来五年内实现10%以上的GDP增速目标。
尽管如此，在2026年第一季度7.83%的增长率之后，外界对于越南能否继续保持这种强劲增长势头持怀疑态度。这种乐观情绪与疑虑交织的状况在近期半导体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尤为明显。
自从2024年9月发布“半导体产业发展策略”以来，越南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本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例如，在2025年末，越南IT领军企业FPT首次向一家日本顶级电子公司交付了商用电源芯片；紧接着在2026年初，Viettel集团启动了一项建厂计划以开发用于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的系统级芯片。
虽然这些成就展示了越南半导体产业自主性增强的趋势，但同时反映出该国仍然严重依赖外国技术。特别是在核心EDA软件、关键光刻设备和高纯度化学品方面，越南依然完全仰赖美国、日本和欧洲供应商的支持。
此外，在人才引进上也存在明显的短板。尽管政府计划到2030年培养5万名半导体工程师，但大多数毕业生仍集中在低端运维领域，缺乏高端设计与研发所需的人才储备，从而加剧了对外来科研人员的依赖程度。
鉴于上述情况，越南正将技术自立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苏林多次强调数字化转型和科技自强不仅关乎经济利益，还涉及政治安全问题；失去技术主权可能会削弱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自主权。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尤其是铁路项目，越南面临着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平衡地缘政治考量的挑战。
苏林上任后大力推动北南高速铁路和中越标准轨铁路项目的进展：
例如，在2025年底启动的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铁路项目，总投资额超过83.7亿美元；同时，同登—河内、芒街—下龙—海防线也在规划之中。
这些项目的推进主要受到半导体和电子行业对供应链响应速度的高要求推动。然而，在北南高铁建设上，越南则面临更加复杂的地缘战略考量。
长期以来，越南倾向于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希望通过支付高昂代价换取战略上的“非中国化”空间，并利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来分担财务风险。但是，由于日方承建的胡志明市地铁项目多次延误及纠纷不断，使得越南政府对日方基建模式的信任度显著下降。
相比之下，由中企采用全产业链技术标准建造并高效完成的河内轻轨项目，为越方提供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实力与成效的直观案例。尽管如此，考虑到南海地缘争端及国内关于“债务陷阱”的担忧，越南在选择核心干线承建商时仍持谨慎态度。
最终，在多方权衡之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成为了北南高铁的技术提供方；而由Vingroup集团下属企业VinSpeed负责项目施工。这种合作模式体现了技术本地化需求、地缘政治安全感与外交平衡策略的综合考量。
通过一系列针对性的经济外交活动，越南试图缓解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当前阶段，作为中等收入国家，越南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同时又身处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沿地带。苏林领导下的政府频繁出访各大国，力求在半导体和基建合作等领域取得突破，并通过技术转移等方式增强本国技术主权。
2025年以来，苏林访问了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多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每次出行都带有强烈的经济目的性，并且安排了大量的技术和企业代表陪同出访。
在应对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的压力下，苏林的几次关键性外交活动旨在缓解与主要大国之间的不信任情绪。
例如，在与中国和美国分别签署的重要文件中，前者强调了对冲风险的合作态度；后者则更注重获取技术红利以及市场特权。
此外，越南还特别重视在半导体产业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比如，苏林于2025年8月访问韩国期间成功说服三星扩大其研发中心职能，并推动与河内国家大学的合作协议。
随着半导体产业初步突破、北南高铁方案的最终确定以及苏林时代竹子外交策略的深入实施，越南作为全球生产供应链新枢纽的地位日益显现。
然而，在宏观经济数据表现亮眼的同时，越南正经历深刻的转型焦虑。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和技术主权缺失构成内部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外部大国竞争加剧导致的战略自主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这种赶超焦虑将促使越南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处于战略突围期。
与越南加速推进中越跨境铁路更多基于经济绩效考量不同，其在北南高铁项目上存在更大的地缘战略顾虑。
长期以来，越南倾向于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核心逻辑在于通过高昂对价换取战略上的“非中国化”空间，并利用日本ODA的长期性对冲财务风险。
然而，日本援建的胡志明市地铁1号线项目一再延期，投入运营后又出现日本承包商的索赔纠纷及技术整改矛盾，使越南政府及社会对日本基建模式的信任度明显下降。日本方案建设周期过长（动辄20年以上）的弊端，在越南急需产业升级的当前阶段更显得不可接受。
与之相对，由中国企业承包建设、采用中国全产业链技术标准建造的越南首条城市轻轨（河内轻轨吉灵—河东线）高效建成并投入运营，再加上中国高铁在东南亚（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的示范效应，使越方对中国基建实力与成效产生了更加直观深切的体会。可以说，从经济绩效角度看，中国无疑是越南建设北南高铁的最佳合作伙伴。
然而，中越之间复杂的南海地缘争端，以及越南国内对所谓“陷入中国债务陷阱”和“过度依赖中国基础设施”的担忧，使得越南在核心干线建设上对中国方案一直持有审慎态度。
作为中企和日企之外的替代选项，德国西门子最终成为北南高铁的技术提供方，越南Vingroup集团旗下子公司VinSpeed则成为承建者。
越南转向西门子，是技术本地化需求、地缘政治安全感与外交平衡战略三者合力的结果。
一方面，西门子的开放姿态比日本相对保守的技术输出更具吸引力。2024年5月，西门子交通首席执行官与时任越南总理范明政会面时明确表示，西门子不仅愿意提供列车和技术，还愿意在越南建立研发中心和制造工厂，并进行深度技术转让。
另一方面，对于越南而言，德国不涉及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竞争，引入欧洲技术可以作为中日之外的有力制衡，符合其“不选边站队”的外交原则。
但当前北南高铁的建设模式也意味着更高昂的造价、更长的施工周期（相对于中国方案而言）、更不稳定的技术水平以及在越南境内更难以形成协调统一的铁路运输网。简言之，越南正在以牺牲部分经济绩效为代价，换取所谓的“地缘安全感”。
4月12日，越南首条跨区域高铁河内—广宁高铁正式动工。当天，越南新任总理黎明兴（中）出席了开工仪式。 图源：越南新闻网
通过有针对性的经济外交破解结构性困境
上述困境，是当前越南所处发展阶段和地缘位置的固有症结。
从发展阶段看，作为中等收入国家，越南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步步紧逼，人口红利边际递减，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超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如果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不能迅速并持续产生溢出效应，经济不能持续高增长，越南可能重蹈某些东南亚国家的覆辙——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前，就已因成本上升而失去制造业优势。
从地缘位置看，越南身处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沿地带，为趋利避害，不能在相关战略举措上表现出明显偏向任何一方的倾向。
为缓解上述困境，越南自开启苏林时代以来频繁开展经济外交，为争取发展时间和抢占发展空间而努力。
2025年以来，苏林密集访问了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及英国、芬兰等欧洲国家。纵观苏林本人及越南其他高层的出访足迹，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每次出访都带有极强的经济目的性，即紧紧围绕半导体和基建合作等议题，并安排大批越南技术官僚和企业高管同行。
二是开展危机驱动型斡旋与大国对冲。
面对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的压力，苏林的数次关键出访旨在消除大国对越南立场的不信任感。正如他在访华时强调“中国是越南外交的头等优先”，在访美时又强调“越南是透明的市场伙伴”，分别回应了中美对越南的核心关切。
值得一提的是，苏林于2026年2月和4月分别访美和访华过程中，在美签署的《美越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与在华签署的《中越关于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之间的差异，成为越南竹子外交的真实写照：
前者旨在换取“溢价”——苏林试图利用越南的地缘稀缺性，向美国索要技术红利和市场特权，希望通过这份文件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升级，避免沦为低端的永久代工厂；
后者旨在对冲“焦虑”——苏林在获得美方承诺后，回过头来寻求成本对冲与风险平衡。
对越南而言，没有中国的基建速度、低成本电力和全品类原材料，其与美国达成的科技愿景将只是空中楼阁。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0日，特朗普在美国白宫会见来访的苏林。 图源：越媒
三是强调技术主权优先。
苏林在访问中多次提出技术转移要求，反映出他试图利用越南的地理优势，从单纯的代工厂向共同研发者转变的强烈渴望。
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2025年8月苏林访韩之行。在此访中，他说服韩国同意将三星在河内的研发中心职能从目前的移动终端软件扩展到半导体电路设计和先进封装工艺，并在三年内向越南转移部分成熟制程的设计流程技术（EDA工具使用及验证）；还推动三星电子与越南河内国家大学签署合作协议，通过“订单式培养”，由韩方提供教材、实验设备和资深工程师，直接在越南本土培养能够参与中高端设计的工程师。这些合作计划一一回应了越南在半导体产业发展方面的迫切需求。
结语
2026年，越南站在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十字路口。随着半导体产业本土化的初步突破、北南高铁方案的艰难尘埃落定，以及苏林时代竹子外交的深度实践，越南作为全球产供链新兴枢纽的潜力日益凸显。
然而，在宏观数据繁荣的背后，越南正深陷结构性的转型和赶超焦虑：一方面是“中等收入陷阱”与技术主权缺失的内在钳制，另一方面是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战略自主空间被挤压的外在困境。这种赶超焦虑注定了越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极度不安的“战略突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