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伊朗作为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古老文明国度，境内共有29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然而，自今年2月28日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战争持续不断，严重破坏了该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德黑兰的戈勒斯坦宫、萨德阿巴德宫殿群以及伊斯法罕著名的四十柱宫等。
尽管如此，在中国的各大博物馆里正展出一批来自伊朗国家艺术博物馆、阿巴斯博物馆、玻璃与陶瓷博物馆、穆卡达姆博物馆和地毯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这些151件（组）珍贵的藏品先后在中国四川大学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及内蒙古博物院进行展览，让中国观众得以深入了解波斯文明。
这些展品自2025年1月25日起在四川大学博物馆首次亮相，展期为“群星点亮的夜空——波斯文化艺术五千年”。最近一次展出是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的“流动的星河——波斯文化艺术瑰宝展”，截至今年3月底。下一步展览的具体安排尚未公布。
狮子是中伊交流的使者
一件代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珍品，黄金狮首授权环，在此次展览中尤其引人注目。这种权力象征物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狮子的形象更是伊朗文化中的重要符号之一，代表着力量与王权。
展览中不仅有这一珍贵的黄金制品，还展示了萨珊王朝时期的嵌金狮纹银盘和青金石饰黄金项圈等其他文物。这些藏品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波斯文化的辉煌历史。
其中一件展品是采用“火法镀金”工艺制作的萨珊标志性的嵌金狮纹银盘，中心部分是一只雄壮的狮子，周围则是六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形象。另一件引人注目的青金石饰黄金项圈则是在三颗大青金石上分别刻画了狮子头和人物像。
狮子不仅是伊朗文化中的重要象征，在中伊文化交流史上也扮演着关键角色。据史书记载，汉代张骞通西域后，狮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在文献中被称作狻猊、狻鹿或师子等名字。
除了珍贵的黄金制品和动物形象艺术品外，展览还呈现了几件来自伊朗高原早期文明时期的陶器。其中一件鸟形来通杯尤为突出，其独特的造型与中国文化中的鸟类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波斯文化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来通”（Rhyton）这一古代欧亚大陆的酒器形式被广泛使用，并在公元3至4世纪传入中国，在唐代尤其流行。这种独特的器皿不仅见证了伊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也展示了其精湛的手工艺技术。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伊利汗国时期的一件方形凤凰云纹釉砖，这件作品巧妙地融合了中国文化元素和波斯风格。自公元7世纪起，中国白瓷便开始进入伊朗市场，并受到当地陶匠的模仿与创新。
随着时间推移，从公元11世纪到18世纪，伊朗陶工通过使用各种材料和技术来仿造中国的瓷器产品，如蓝釉黑彩骑士陶塑和米纳伊彩人物花卉铭文釉陶碗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波斯工匠的技艺，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伊朗艺术的影响。
波斯锦作为古代波斯纺织品中的瑰宝，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公元6世纪以后，波斯人掌握了丝绸织造技术，并开始向中国出口高质量的波斯锦。
隋唐时期，中国的蜀锦生产受到波斯风格的影响而出现了新的纹样和工艺改进。比如唐代窦师纶创造的“陵阳公样”，就是将中国传统吉祥花卉图案与联珠动物纹样相结合的一种新样式。
从14世纪开始，伊朗的城市经济逐渐复苏，在大不里土、亚兹德等地开始了大规模生产精美的纺织品和织金锦。萨法维王朝时期，这种技艺达到了顶峰，并被用于制作贵族服饰。
元代是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当时中国的“纳石失”织金技术受到了中西亚工匠的影响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了元朝宫廷的重要工艺品生产项目。
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伊朗的文化艺术经历了多种民族和文化的洗礼。虽然这批珍贵文物未来的展览地点尚未确定，但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与使命。
伊利汗国时期（公元1256年-1355年）的一件方形凤凰云纹釉砖对中国观众来说有些眼熟，整个砖面是一只中国风的凤凰，四周是中国常见的云纹和波浪纹，明显可见中国元素在伊朗的影响力。公元7-8世纪，中国白瓷进入伊朗市场并广受好评，伊朗陶匠开始仿制中国白瓷，通过刷裹本地的化妆土再烧制，形成独特的“内沙布尔风格”陶器。
“内沙布尔风格”陶器 图片来自四川大学博物馆网上展厅截图
从公元11世纪起，伊朗陶匠用白色黏土、玻璃粉末和石英砂合成砂玻陶土，由此制作的陶器胎体更精细，施釉工艺更加丰富多样，品质接近中国瓷器，被称作“仿中国瓷”。这批文物中如蓝釉黑彩骑士陶塑、米纳伊彩人物花卉铭文釉陶碗都出现了东亚面孔的人物，白釉蓝彩描金人物花卉陶水烟壶外部釉下蓝色彩绘图案，是对中国青花瓷艺术的模仿。公元16-17世纪，伊朗工匠继续仿造中国瓷器尤其是青花瓷、青瓷及其他单色釉瓷。进入18世纪后，伊朗本地制陶业无论在质量还是产量上都开始衰落，市场上充斥着从欧洲、中国和日本进口的陶瓷器。
波斯锦风行促蜀锦创新
波斯锦 图片来自广东省博物馆虚拟展厅截图
古老的波斯锦承载着波斯文明的卓越成就，以其独特的图案和精湛的工艺，向世人展现着古代波斯人的智慧。公元前1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输出到了中亚、西亚和欧洲。萨珊波斯时期，波斯人也掌握了丝绸的织造技术，以波斯锦最为著名，并从公元6世纪起开始向中国境内返销。波斯锦在织造技术上采用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图案纹样独具风格，比较典型的是联珠动物纹和花卉纹。
隋唐时期，波斯锦成为四川地区风行一时的新产品。四川大学博物馆展览与学术部主任陈长虹曾向媒体介绍，在这一时期，蜀锦生产开始仿照波斯锦的织造工艺和设计风格。
隋文帝对波斯锦十分喜欢，命成都人何稠研究制作，何稠指导生产的仿制锦比原品更加精美。唐代窦师纶将团窠联珠动物纹与中国传统吉祥花卉纹结合，创制出新的蜀锦纹样，被称为“陵阳公样”。
织金锦成元锦主要品种
公元14世纪后，伊朗城市经济逐渐复苏，大不里土、亚兹德、卡尚等地开始大量生产精美的纺织品，生产技法有印染、织金等。织金是萨法维王朝（1501年-1736年）纺织业的顶尖技艺，在阿巴斯一世（1587年-1629年在位）时发展到顶峰。织工用金线或金箔包裹的丝线在布或丝绸上绣图案，以显雍容华贵。
波斯织金锦 图片来自广东省博物馆虚拟展厅截图
元代是丝绸之路最为壮观的时代，元代丝织品（元锦）最重要的技法是流行织金技术。当时中国流行的织金技术分为两种：一种称为金缎子，是唐代时中国工匠就已掌握，并经由辽、宋、金进一步发展的本土传统织金技术；另一种则是蒙古人西征过程中带回的中西亚工匠（多为波斯工匠）传播到中国的织金技术，称为“纳石失”（波斯语的音译，文献中也称纳失失、纳石矢、纳什失、纳阇赤、纳赤思等）。
南宋人陈元靓编的《事林广记》，记载了元中书省每年新春贡礼中同时包含了纳石失与金缎子，证明了二者并不相同。《马可·波罗游记》中也可以见到，被称为纳石失的织金锦与一般的金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织金物。元代纳石失织金锦主要由官方机构生产，用以制作贵族服饰，管理纳石失局的人员也大都有波斯背景。
几千年来，米底人、波斯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土库曼人先后登上伊朗高原，融合塑造出今天伊朗厚重而多元的艺术与文化。尽管这151组珍贵文物下一站暂未可知，保护这些流传至今的物质文化瑰宝，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