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卖血”这项行为过去多与贫困人群相关联，如今却日益成为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纽约时报》在4月7日的一篇报道指出，在物价高企、工资增长乏力以及医疗和住房成本持续上涨的大背景下，一些具备稳定工作的美国人开始通过出售血浆来补贴家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每周额外获得的几十美元可能意味着可以支付房贷或托儿费。
更值得关注的是，“卖血”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在个体选择的变化上，也体现在美国血浆产业的扩张趋势中。据研究显示，新的采浆中心正逐渐向郊区和中产阶级社区转移，而不再是仅仅集中在低收入区域。这表明“卖血”这种商业行为正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传播开来。
这种现象背后揭示了一个讽刺的事实：美国虽然长期自诩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越来越多拥有正式工作甚至领取社会保障金的人们，不得不依靠出售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来维持生计。
美国在全球血浆供应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由于允许有偿捐献制度的存在，美国如今提供了全球约70%的血浆，这一产业已经形成一个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巨大商业网络。
自2021年以来，新的采浆中心更倾向于在中产阶级社区开设。这反映出当前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依赖出售血液来补贴家用的情况。
约瑟夫·布里塞尼奥是住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郊区的一名废弃物处理公司主管，他将定期去血浆采集中心视为自己的“第二份工作”。
59岁的布里塞尼奥在当地一家废弃物处理公司担任主管职务，尽管收入水平相对稳定，但他发现这样的薪水已经无法满足日常开销。因此，每周休息时他会前往CSL Plasma采浆中心出售血液以增加额外的收入。
“这可以用来支付加油费、买菜钱或者存起来作为紧急备用金。”他说，“现在一切都变得非常昂贵，而卖血浆能帮上忙。”
布里塞尼奥每次捐献可以获得平均70美元报酬。虽然他并不喜欢“捐献”这个说法，但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他在经济困难时期的重要收入来源。
《纽约时报》指出，布里塞尼奥并不是失业者，也没有面临被驱逐的威胁，但他和许多美国中产阶级一样，正处在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与停滞不前的工资之间。每月额外增加约600美元对他而言至关重要。
随着采浆中心更多地设立在中产社区，这一现象变得更加明显。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研究人员指出，在较早设置的血浆采集点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地区的情况下，近年来新开设的采浆中心却越来越多地向中产阶级社区转移。
在布里塞尼奥常去的CSL Plasma采浆中心附近，另一家采浆中心也已开业。最近几个清晨，这两家采浆点门外都排起了长队。排队的人大多数自称是“中产阶级”，甚至表示几年前他们都无法想象自己会为了现金而出售血浆。
队伍中有从事科技行业的年轻人，他们希望通过卖血攒钱买房；有六年级特殊教育教师试图弥补上涨的医疗支出；还有夜班护士正为托儿费发愁……
大多数人每周“卖血”两次，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设定的次数上限。每次可以获得70美元左右，具体金额会根据采集量和激励机制有所不同。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金融学教授艾米莉·加拉格尔直言：“如果人们需要靠这来补贴收入，说明很多工作所支付的工资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
美国是全球血浆供应的主要来源地。由于美国允许为血浆支付报酬，因此相关产业得以在美国蓬勃发展。
这已经是一门巨大的生意，2024年出口价值达到62亿美元。
研究显示，从2014年到2021年，美国血浆中心数量翻了一番多。去年捐献者共提供了创纪录的6250万升血浆，较前一年增长8%。
乔治城大学教授指出，“卖血”现象正在逐渐正常化，并且很多人已经不再感到羞耻，而是认为自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骄傲的。
然而药企也在继续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去年CSL公司宣布将关闭其在美国约7%低效采浆中心的同时表示将继续通过提高效率和逐步降低捐献者费用来维持利润率。
因此，在这个产业链中，企业在不断优化利润空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则在盘算去哪家“卖血”更划算。
《纽约时报》报道最后提到温迪·贝克注意到附近另一家采浆中心为吸引首次捐献者提供更高的入门报酬，并不得不认真考虑是否应该换一家出售血液。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金融学教授、相关研究作者之一的艾米莉·加拉格尔（Emily Gallagher）直言：“如果人们需要靠这来补贴收入，那就说明外面很多工作所支付的工资，根本不足以让人维持生活。”
“隐形安全网”：美国制度困境下的又一种副业
《纽约时报》提到，美国目前提供了全球约70%的血浆。由于美国是全球少数允许为血浆支付报酬的国家之一，而世界卫生组织（WHO）并不鼓励这种做法，因此相关产业得以在美国高度发展。
如今，这已经是一门巨大的生意。
2024年，美国出口血浆价值达到62亿美元。对于CSL公司、武田制药等企业而言，血浆是其部分医疗产品的关键原材料，可用于生产针对免疫缺陷、肝病、出血性疾病患者以及烧伤患者的疗法。
研究显示，从2014年到2021年，美国血浆中心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如今总数已达约1200家。去年，美国捐献者共提供了6250万升血浆，为历史最高水平，较前一年增长8%。
美国得州的一家采浆中心门外《纽约时报》
研究全球血浆产业经济与伦理问题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彼得·亚沃尔斯基（Peter Jaworski）表示，如今采浆中心比过去更重视“稳定可靠”的捐献者，也就是那些“预约了下午3点，就真的会在下午3点出现的人”。而这样的捐献者，越来越多地来自郊区社区。“他们希望这些人会回来，成为重复捐献者。”他说。
不过，这一产业长期以来也伴随着“剥削穷人”的批评。数十年来，美国血浆中心主要集中在贫困和资源匮乏的社区。凯瑟琳·麦克劳克林（Kathleen McLaughlin）在其202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曾梳理血浆中心如何将目标对准“铁锈地带”被裁汽车工人以及美墨边境沿线社区。
与此同时，这些采浆中心又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美国社会保障缺位下的“替代方案”。研究发现，当某个地区开设血浆中心后，较年轻借款人对高息“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s）的需求，在头三年里下降了近20%。
亚沃尔斯基将其形容为“隐形安全网”（a shadow safety net）。“我们有Lyft和Uber（打车服务），还有各种副业，而这只是又多了一种选择。”他说。
当美国社保也不够用，“脸书无光，但这来钱快”
《纽约时报》指出，驱使布里塞尼奥开始出售血浆的，正是这种“不得不多找一条路”的现实。
尽管他一直谨慎理财，但储蓄账户几乎没有增长。过去三年，他和妻子与女儿、女婿以及年幼的外孙们住在一栋两层砖房中，位于一片典型的美国郊区住宅区。
布里塞尼奥已经好几年没有加薪，却要帮忙支付部分房贷，也要承担家庭的食品杂货采购，而健康保险自付费用则一直在上涨。
“因为物价一直在涨，我已经开始动用储蓄了。”他坦言，当朋友和邻居建议他靠“卖血”赚点额外收入时，他一开始并不情愿。
“就我个人而言，这不是一件让我感到特别自豪的事，”他也承认，“但它快、几乎不费力，而且收入稳定。”
据报道，类似情况并不只出现在仍有工作的中年人身上，在CSL Plasma采浆中心门外排队的人群中，还有不少依靠社保生活的老年人。
66岁的阿诺德·威廉姆斯（Arnold Williams）曾在美国空军服役，后来在美国南部多家食品配送中心从事管理工作。过去一年，他一直在出售自己的血浆。
他和妻子租住一套月租2100美元的两居室公寓。尽管有妻子的工资，再加上他每月1800美元的社会保障金，但生活依然拮据，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依赖信用卡支付账单，直到社保支票到账。
每次捐献都需经过筛查问卷、体检和血液指标检测，之后大约进行一小时采集。威廉姆斯每次大约可被采集一升血浆，获得60美元，这笔钱会被打入一张预付卡中。
不过，这也并非完全没有代价。威廉姆斯说，自己有时在采集完血浆后会感到疲惫，往往需要回家休息。“我想永远做这件事吗？”他在最近一次清晨出售血浆后说：“不，但目前而言，这对我有好处。”
药企忙着赚钱，捐献者在比较哪家“给钱更多”
这种趋势，甚至正在美国社会中变得“逐渐正常化”。
54岁的温迪·贝克（Wendy Baker），在去年12月因被一则脸书广告吸引，开始每周两次出售血浆。广告承诺，首次捐献者可获得500美元。
在美国一家采集血浆中心的“捐献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贝克拥有大学学历，约两年前因个人原因离开了自己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工作岗位。她和丈夫及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主要依靠丈夫的工资生活，整体上仍算舒适。然而，在家庭健康保险保费不断上涨、外出就餐频率下降的情况下，她还是被这则广告打动了。
她想，能多出一点钱用来买圣诞礼物，也不错。“为什么不呢？”她当时心想。
过去，很多美国人将出售血浆视作一种带有羞耻感的行为，不愿告诉熟人圈子之外的人，如今这种羞耻感似乎正在减弱。虽然一些受访者仍羞于启齿，但也有人像贝克一样，认为自己的血浆最终会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豪”。
国际血浆蛋白治疗协会（PPT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妮塔·布里克曼（Anita Brikman）则强调，“血浆衍生药物对于患有罕见病和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不可或缺，其中很多人没有其他替代治疗选择。”她称，安全且可靠的血浆供应至关重要。
但另一方面，药企也在继续寻求压缩成本。报道称，改良后的血浆分离机如今已被用于提高采集量，而相关降本压力也可能进一步转嫁至捐献者。
去年，CSL公司宣布将关闭其在美国22家、约7%的低效采浆中心。该公司还在一次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表示，将通过“提高效率以及逐步降低捐献者费用”来维持利润率。
也就是说，在这一产业链中，企业在持续优化利润空间，而越来越多普通美国人则在盘算——到底去哪一家“卖血浆”更划算。
《纽约时报》的报道最后提到，最近，贝克注意到附近另一家采浆中心为吸引首次捐献者，给出了更高的入门报酬。于是，她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是否该“换一家卖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