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外卖》这本书讲述了我作为一名骑手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太多励志色彩或逆袭反转的内容。
创作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在文学道路上摸索了十年之久，积累了大量未发表的作品。
我的朋友们都鼓励我写一些和工作有关的故事。实际上，从2015年起我就开始在网上发布短篇小说，但关注者并不多。
电影版权中介找到我洽谈改编事宜时，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真实地呈现骑手的生活状态，而不仅仅是励志或逆袭故事。
这本作品记录了我在北京做清洁工和外卖骑手的经历，见证了劳动者的日常与梦想。
现在身体上的伤病成了常事。每一年中，大部分收入都花在医疗费用上。
我的推拿医生说自从我开始跑外卖后，我的腰就开始出问题了。
工作的辛苦让我感到疲惫不堪，但同时我也变得更加强壮。
“外卖村”
由于长期劳作的原因，我现在已经很少照镜子了。身体和精神状态似乎都在这些年间被一点点地消耗掉了。
我的朋友马晓康说我的文字反映了我真实的生存状况，并且一直鼓励我在打工之余坚持写作。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和他每周都会见面讨论彼此的创作进展，互相激励对方继续前行。
《老杨找棺材》这篇小说描述了一位农村老人为了维持尊严而四处寻找遗体用的棺木的故事。这反映了我家乡的真实状况。
当我的作品终于获得认可时，马晓康为我感到高兴，并说这个社会给了我应有的回应。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也因此被邀请参加许多活动和节目录制。
我认为自己能够走红的原因可能是机缘巧合加上人们对于普通民众文学作品的兴趣日益增长所致。
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了“新大众文艺”，这可能预示着未来会有更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与生活状态。
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有一位自称是外卖平台股东的人提问说：“书中提到骑手的电动车时速超过50公里的情况，如何看待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将最高限速设定为25公里/小时？”
面对这个问题，我回答道：如果配送时间不被延长的话，那么这个限速规定就难以得到骑手的支持。
人们开始对我在写作之外的生活产生兴趣。他们惊讶地发现我对书籍和电影有广泛的涉猎，并询问我的文学启蒙背景。
外界好奇我如何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创作高质量的作品，对此，我说：体力劳动与文学之间并没有冲突，生存始终是我文字中的核心主题。
在《跑外卖》这本书里，没有控诉或悲伤的故事。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并从中感受到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心。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买了一双新运动鞋和一套新的后视镜用于电动车上，尽管外界的关注会逐渐消退，但我依然要继续跑外卖以维持生计。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母亲告诉我她为我在老家准备了一张床，这样以后回家时就有自己的空间了。
这段时间里，外卖行业的政策变化频繁。比如新国标的实施以及平台对骑手工作时间的限制等措施都直接影响了我的收入状况。
我注意到最近村里新增了不少女性骑手的身影，对此我既感到开心又有些担心未来行业内的竞争态势会越来越激烈。
春天来临之际单量可能会有所增加吧。无论如何，我会继续坚持读书和写作，并且保持对生活的思考与观察。
体力最大化的情况下，时间靠脑力争取。
“每分每秒，我的脑子都在计算取餐时间、路线、出餐时间，给每个订单与留出等红绿灯及其他突发状况的时间，根据我的步幅计算进出小区和爬楼梯的时间。中间误判了一点点，可能就会超时。一个赚钱的外卖员需要计算，不是傻跑就行。”
骑行过程中，最直接的障碍是不完备的基础设施。过街天桥台阶两侧的坡道陡而窄，宽度不到30厘米，没有防滑设置，但这里是外卖平台规划路线中的必经路，“好几次我都连人带车滚下去，得亏中间有个缓冲平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跑单途中，王晚的电动车卡在台阶和坡道中间。兰丹青 摄
路边公厕也不充足，王晚回忆一年中只上过三四次，其余要么在商场厕所排队，要么在小树林解决。一天晚上，在别墅区的小树林中，她被保安当成小偷，被要求翻兜自证清白。而同为骑手的大哥选择少喝水，赶上闹肚子，就停在路边灌止泻药。
还有一些阻碍与性别有关。高峰期抢单的窗口期只有两秒钟，常常抢完后点开餐品详情，她才意识到自己搬不动，这时候再把订单取消或转出去，“扣的钱可能比配送费还高。”有一次她接到两桶10L矿泉水的订单，“只能硬着头皮上。”分几次来回倒腾上三楼后，“下楼时腿和手都在发抖。”
她提议，“算法或许可以照顾性别差异，给女外卖员以重物提醒的弹窗，我们就不至于错抢订单。”
▲夜晚送单途中，王晚穿越一片没有路灯的树林。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会不会太枯燥。”写到这里，她一度担心可读性，可是，“旁人总是评判外卖员的种种，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身临其境过，他们看不到的，我得写给他们看。”
“干脆把自己全部敞开。”
于是跑单技能之外，她记录更隐秘的情绪变化。跑单初期，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情况下，出餐慢的商家、进不去的小区、填错的送单地址、联系不上的顾客，都会让她控制不住地“大喊大叫”，直到收到差评、被扣钱减分，她意识到，“这些是钱换来的。”
“不敢发脾气，也不舍得发脾气，一般先在楼下炸完，再换个表情上去送餐，像被打磨成没有棱角的鹅卵石。”
从新手到熟练工的另一个明显转折，来自道德和规则层面的“麻木”。一些学术论文称之为“异化”。用王晚的话说，“当与你的直接利益相冲突，就会下意识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
她历述自己撒谎的经历。为了不被扣钱，餐品撒漏了，她和平台撒谎，说是商家没包装好；磕坏了镜子，把责任推给顾客；遇到难送且有超时风险的单子，告诉顾客餐撒了，赔一笔钱，再自己吃掉，圈里黑话叫“加餐”。
回程路上，愧疚感袭来，无处消解，凡是摔倒或爆胎，都当作“因果报应”。可是，下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做了同样的选择。“到底是你本身贪心，还是这个平台把你变成这个样子？”她自我责问。
这一部分内容的标题是《平衡》，后来的采访中，王晚说其实很难平衡，违规常常在不经意间发生，“单价我不能控制，唯一能掌控的就是时间和单量，一旦手里接了超过四单，就心慌到顾不上别的，闯红灯、逆行、超速可能就发生了。” 省下的时间以秒为单位，她拉开衣柜，“裤子都是松紧带裤腰，上完厕所，拽一下就能上来。”
▲午高峰后，下午三点，在商场休息区，王晚和其他骑手边吃饭边抢单。兰丹青 摄
大多数时候，“顾客和骑手之间的体谅是相互的。”王晚也常常感受到潜在的善意。一些腿脚不方便的人会提出一些额外需求，让帮忙捎东西，她送进屋里，不忍心收钱，有时还顺便带走门口的垃圾，而事后，她也总能收到一笔打赏，“还特别备注谢谢。”
最后，到了升级打怪的结算阶段，损耗和收获往往是相伴而生。
“心理和身体都变得麻木。”王晚的小拇指因为长期拉刹车，没办法自如弯曲；骑行磕碰的小腿青一块紫一块，“常年都是黑的。”
与此同时，在跑外卖的第二个月，她的收入达到六千，半年后稳定在一万二。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研究报告显示，外卖员中收入能过万的仅占2.15%。
外卖平台后台显示，整个2024年，她一共送出6782个订单，跑了40430公里，相当于围地球赤道骑了一圈。她的骑手等级从“新人骑手”升级为“最强英雄2”。
年末，王晚收到平台发来的通知，“不得不说，你真的超棒。”
▲王晚在医院包扎伤口。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打不过也要喊出来”
关于跑外卖前的故事，王晚说，“大部分女骑手都有类似的人生轨迹。”目前全国约1400万外卖骑手中，女性占比达24.3% ，也就是说大约每4个骑手中就有1位是女性。
1991年，王晚出生在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观城镇，从小就是个犟小孩。镇里有一座北京庙，老一辈说站在庙上就能望到北京城，她一遍一遍地爬到城墙上验证，看到的却永远是一片望不到边际、“比平原还平原”的土地。
在这片土地上，每到年末，村口大巴的鸣笛声此起彼伏。男人们用被褥包着锅碗瓢盆离开，去大城市务工；女人们一辈子留守，在一个村庄长大，再嫁到附近的村庄成为妻子、母亲、婆婆，灶台前烟熏火燎，几十年如一日，负责全家老小的饥饱。
她记得边顾农活边顾家务的母亲抹眼泪，说过得不自在，但“动弹不得”。无处倾诉的母亲后来请了一尊菩萨回家，渐渐地，和菩萨说的话比和家里人还多。
王晚说，她不轻视这样的生活，但想活成别的样子。
“只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中考时，两个哥哥结婚上学正要钱，家里要她上技校，“考不上大学，读高中就是浪费钱。”她不肯，跑出去挣学费。大夏天的棉花地里，她帮别人给棉花授粉，每天14个小时，两个月挣够600块钱。高考前三个月，她带着复习资料在北京的印刷厂叠纸盒时，母亲注销了她的学籍，“保留学籍要交200元钱。”从此没有其他路了，她一下子意识到，“要一辈子干体力活。”
那时她19岁，之后的15年她在北京打工，每年回老家待半个月。村里宅基地分男不分女，两个哥哥和父亲名下各有一套房子，她随机睡在剩余的床铺上，枕头用棉裤卷，“老家没有一寸土地属于我。”
▲王晚19岁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结婚了我就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家。”2020年，通过家里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工作体面、有房有车的男人，人不坏，两个月后两人结婚。婚后，她才发现丈夫婚前欠了很多网贷，搭上自己的积蓄，她计划和丈夫用五年还完。
这种情况下，丈夫提议要个孩子，但她坚持先还债，“我要为我自己生出来的小孩负责，每一个生命都要好好生长。”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两年后，她净身出户。
这些都是书里没写的故事，“不想被理解成苦难叙事。”她强调，婚姻里她从未让自己显得弱势。采访当天，在客厅的角落，她从杂物箱里翻出辣椒喷雾，捂起鼻子冲空中喷，“是不是？能给他呛到不行。” 她总结双方力量悬殊的原因：“退出婚姻，他是更绝望的那个人，绝望和弱小的人才更张牙舞爪。”
离婚那年王晚三十一岁，花800元买辆二手电动车，开始跑外卖。
“那么个小个子，跑得比男人凶，车轮冒烟。”同为骑手的大哥说，自己几次途中出车祸，也是王晚连夜赶过去摆平。自认倒霉的他要自付医药费，王晚折腾着一定要找平台付钱，“每天两块五的意外保险费不能白交，打不过也要喊出来。”
打不过也要喊出来——这也是王晚对自己生存态度的总结，“我从小就是个刺头，婚姻、工作、写作，不会因为害怕没用就不做。去把冰层稍微撬一撬，也许会掉下来一些东西。”
诚实地说，大部分抗争，结果并不如愿。即便如此，她试图最大程度保留自我。跑外卖半年后，她在城中村租下一间宽敞的一居室，月租2500元，有客厅、独卫、卧室，“算得上精神上的家。”在这里，她挣钱、读书、写作，过一单一单、一字一句的生活。日子不一定更轻松，甚至还要辛苦些，她想得明白，“人无论怎么活都是辛苦的，不如选自己中意的方式。”
▲夜晚收工后，王晚边吃饭边写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只是，劳损也很公平地烙刻在身上。
每一年，一大半挣来的钱都用来吃药看病，“挣得多就生病多，好像一个闭环。”前几天，她和骑手撞倒摔在地上，伤到手指，手术台上还没开始包扎，她问多久能拆线，“这是我捏刹车的手指，耽误我骑车。”
身体被当成了骑手装备的一部分，“骨折之外，都是正常损耗。”
连推拿的师傅都记得，干保洁的时候是膝盖疼，跑外卖后腰不好。“我的身体跟着我挺遭罪的，换个人应该好点。”躺在推拿的床上，王晚调侃自己。
她越来越不爱照镜子，觉得自己变了样，“也不能全怪外卖，身体和精气神，是在十几年的漂泊中，一点点被损耗的。”还好，疲惫和强悍会势均力敌地刻在眼角，疼起来笑起来，眼尾都拧成一个疙瘩，像一朵越干枯越张开的松果。
▲王晚做笔记，写字手的小拇指在骑行中受伤。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文学的前缀
书发布后的第二个月，电影版权中介觉得是不错的电影改编题材，和王晚约在咖啡厅见面。关于故事的内核，王晚很肯定：不是劳动者追梦文学成真，不是中产跌落，也没有逆袭反转，“老老实实讲一个骑手的故事，这才是我的故事。”
写作不是突然的爱好。王晚身边有一群和她一样边打工边写作的人，她常常散步的温榆河，下游就是因打工文学而闻名的皮村。只是其中绝大多数“待在文学圈的角落里”，个人公众号是唯一的发表平台。王晚的微信公众号一度取名为《王晚不晚》，“等一个晚来的机会。”
这个公众号显示，在2015年11月16日，她第一次发布小说，接着大约每月更一次，更新时间基本都在早晨或深夜，那是工作之外的时间。持续更新的十年间，阅读量最低30，最多634。写《跑外卖》前，她的电脑存了一百多万字，包括十部长篇、几十个短篇，都没有正式出版过。
直到圈里好友马晓康提醒她，“不要光写小说，不容易被看到，写写跑外卖的事。”
“从认识她开始，她就过得火燎屁股，她的文字是生存状态的反射。”十年前，马晓康和王晚在北京打工文学圈里认识，他说，圈子有人写着写着不再愿意打工，“沉浸在文学里。”而王晚干得越猛，写得越多。
两人每星期约在小餐馆见一次，“只聊最近写了什么。”有时候，王晚提前发来消息，白天跑累了，让他找个近点的地儿。接着，城中村深处24小时营业的饭馆里，王晚“耷拉的眼睛整夜放光”，讲新写的故事。
马晓康至今记得《老杨找棺材》的故事，“农村老头老杨得了绝症，没钱治病也没钱打棺材，为了面子，他天天在河边溜达找棺材，逢人便说棺材被河水冲走，他想体面地死掉，假装有棺材。”马晓康说，“这是王晚老家的故事，她一直贴着生活写。”
《跑外卖》这本书签出版合同当天，王晚给他发来语音，“我终于翻身了，兄弟。”他懂“翻身”的意思——这个社会终于给了她回应。
书出版后的半年里，王晚被邀请去全国各地，参加数十场活动和节目录制，遇到更多在菜市场、厨房、田埂、出租车里写作的各类文学爱好者。“天赋、才能、努力、人格、话题性，可能都沾点。”关于走红的原因，王晚琢磨，有机遇的成分，最不济是人文关怀。
最初，主持人称他们为 “素人写作者”，最近变为 “新大众文艺写作者”。这是一个新词，书出版半年后的2026年全国两会上，“新大众文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大意指“由普通民众创作的扎根现实生活的文艺形态”。
像是隔着时空的呼应，往前追溯，早在1927年，王晚喜欢的鲁迅就预想过“平民文学”的出现：“有人以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写作者是读书人，要平民自己开口。”当时对“平民文学”作用的总结是，不是慈悲的艺术，要给平民以外的人看，以改善他们的境况。
王晚也是这么做的。2025年9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朗园单向书店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观众席第一排，一位自称外卖平台股东的观众举手：“这本书里提到，外卖员的电动车开到50公里每小时还嫌慢，那要怎么看待新国标的限速规定？”发布会几天前，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
台上静了两秒，那天台上有编辑、作家、记者，王晚知道没有人能代替她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外卖员。”她拿过话筒：“那要看平台有没有把配送时间相应拉长，拉长的话，限速我可以接受，但是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配送时间是更紧的，配送费用是更低的。”
▲新书发布会上，王晚回答观众的提问。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随着走红，人们还开始更感兴趣跑外卖之外的事。
他们惊讶地发现，王晚的豆瓣上标记看过1000本书和1400部电影。有摄制组找到她中学语文老师，要搞清楚一个体力劳动者文学启蒙的渊源。也是同一场新书发布会上，另一个反复被提及的问题就是，“你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吞噬掉你，你是怎么能够写的？”
当时王晚的回答是：“我不觉得体力劳动和文学是有反差的事，文学就是文学，为什么划分成打工文学，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在我们的文字里，生存从来是更永恒的母题。”
从工厂时代到零工时代，王晚看到圈子里陆续走出农民作家、矿工作家、工人作家、快递作家、家政作家……这些文学的前缀连起来，是一个群体的生存史，她形容是来回蹦跶的跳蚤，田地没了，进工地，工厂转移了，打零工。自己、大哥、堂兄，“在体力行业兜兜转转，最后都成为骑手。”要不是被写进文字，很难意识到有一群沉默而庞大的群体以旺盛的生命力，始终支撑社会的运转。
“我的书里没有控诉和苦情，毕竟外卖行业接纳了很多走投无路的人，我想记录我们的处境，被看见是第一步，这个行业能更好。”她分享最喜欢的一条书评，大意是：下雨天点的单超时了，这个读者发消息给骑手说不要着急，直到收到食物发现被雨水泡过，她没有生气，反而发过去一个红包——因为书里解释过，食物被泡，大概率是雨天走了地下通道，无法避免的，水也会漫过骑手膝盖。
▲《跑外卖》稿纸的中间页面，王晚练了两页签名，“万一火了呢。” 兰丹青 摄
宣传新书的间隙，王晚买了新运动鞋，给电动车装了新后视镜。她说，热闹会散去，命运的齿轮大概率不会转动，还得跑外卖。“写作带不来钱，之后写骑手标签以外的小说，不一定还卖得好。”屁股落到车座上，“跑一单就有一单钱到账，才让人踏实。”至少目前来说，握着车把手，才握着命运。
如果说生活有什么变动，一个后续是，王晚说，这几天她娘打来电话，说给她买了一张床，“这样以后她回去就有自己的床了。”
写书宣传的这些日子里，发生了很多事。2025年12月，外卖行业新国标发布，再前些日子，她收到平台发来的通知，所有骑手跑单时长达到8小时会收到休息提示，达到12小时则会被强制下线。总之，很难赚到之前那么多钱了。
村里多了很多新面孔——很多女性骑手，开心之余，她开始担忧，人越来越多，单子不够分怎么办？
不过，“春天到了，单子应该会多起来吧。”读书和写作当然会继续，谈不上精神追求，更关乎生存态度，“人总是要保持思考的。”
值班编辑 古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