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31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应了关于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官员已被日本警方送检的消息。
当天，毛宁主持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毛宁强调，这一事件揭示出日本右翼思潮和扭曲历史观的危害性。据了解，日本防卫大学每年都有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传统做法，而今年海上自卫队的高级官员首次担任靖国神社宫司一职。
他指出，长期以来，自卫队邀请极端反华人士参与教学活动，并在其培训材料中包含美化二战侵略行为的内容。
毛宁提到，闯入中国大使馆的自卫队员的家庭表示，在家乡成长期间该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极端倾向。他在接受为期九个月的后备干部训练时，接受了什么样的思想灌输和教育，值得进一步调查与深思。
他再次警告说，日本自卫队右倾化趋势加剧，“再军事化”现象应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敦促日方彻底调查此事，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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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田晃大的诡异笑容和背景中的军歌令人心寒
日本东京警视厅于2026年3月26日将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嫌疑人村田晃大移交检方，并通过多家媒体公布了其正面照片。
视频画面显示，被控告的男子穿着深色衣服，在移送过程中面带诡异笑容，完全没有悔意或恐惧的表情。
相反，他笑了。
村田晃大面对镜头笑了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背景中隐约可听见的军歌旋律，尤其是一句“血战到底”的口号格外刺耳。
昭和维新之歌曲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标志性歌曲之一。其歌词作者三上卓曾参与策划了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并在随后几年内支持了一系列暴力行动。
那首与军国主义、反叛行为及军事政变紧密相连的歌曲，在袭击中国外交机构嫌疑人移送现场响起，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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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官方对此事的态度显得回避和冷漠。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3月27日回应此事时，并未向中方道歉，仅表示遗憾。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至今仍未就该事件发表任何评论。
小泉进次郎仅称该事件“令人遗憾”
按照时间倒推至3月24日，一些细节浮出水面。当天下午，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中方首先披露了这一恶性事件的发生。
在此之前，日本媒体对此事并未有任何报道或评论。同日下午的外务省记者会上，茂木敏充也未提及此事。
当天上午，村田闯馆。
直到中方宣布该案件后，日方才慢慢做出回应称会严肃调查，并辩解说嫌疑人平时“行为正常”。
《产经新闻》试图通过采访村田晃大的父母来降低事件的热度。据其父母介绍，家庭环境稳定，没有任何暗示犯罪或反华思想的迹象。
历史上曾发生过类似案件作为参考案例。1964年3月24日，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在东京美国使馆门前被一名有精神疾病史的年轻人刺伤。
当时日本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外相大平正芳立即探望受伤的赖肖尔，并通过卫星广播向美方道歉。时任首相池田勇人也试图前往医院探视但因人群拥挤未能进入病房。
事件发生第二天，国家公安委员长早川崇即刻宣布辞职以示负责态度。
当时为了加强对外交使节的安全保障，成立了警视厅保安课（后来改名为警视厅保安警察）部门。
然而，在6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性质更为恶劣的持刀袭击中国大使馆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来应对这一严重挑衅行为。
在日本，“道歉”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习惯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据说在日本人认为掌握“如何正确地道歉”的技能至关重要，即使是最严重的错误也可以通过鞠躬或下跪谢罪来解决。这种形式上的道歉通常会被接受并原谅。
近年来日本企业多次因长期造假丑闻而公开道歉的例子表明，“道歉”在某些情况下仅仅是一种表面行为，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悔过和反思。
在涉及自卫队成员闯入中国大使馆的事件中，尽管有“道歉”的文化背景，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日本官员或相关机构对此表示歉意。
目前从首相高市早苗到直接参与袭击的村田晃大本人，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改之意或者愿意承担相应责任的态度。
在某些问题上，日本政府和自卫队采取了强硬态度拒绝道歉。特别是在历史问题方面，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比如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曾提出过一个观点：战后出生的人群占总人口的八成以上，“不再需要继续承担谢罪的责任”。这一论点被许多右翼分子视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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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事件中，日本舆论和政府都倾向于将其归咎于个人行为而不是社会体系的问题。他们认为无需为此类事件承担责任或进行深刻反思。
中方明确表示，日方必须对此事给予合理解释并采取相应措施，以符合国际关系准则、法律及条约规定的要求，并为亚洲受害国以及全世界受害者提供一个合理的交代。
日本政府当前的消极态度可能在鼓励更多极端右翼分子采取激进行动，这将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道歉”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尤其容易做出的姿态。
当然，鞠躬、下跪这种“道歉”的举动，在日本并非真的意味着反思和悔过。
近年来，各大日本企业长达数十年的造假丑闻被接连曝光，为此，这些企业的话事人在记者会上不断鞠躬“谢罪”。日本地震后政府救灾迟缓，相关“负责人”也出来公开“谢罪”。
丰田汽车董事长鞠躬“谢罪”
鞠完躬了，“谢罪”结束了，然后呢？没有然后了。该解决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说以上这些例子还不够具有说服力，那么日本议员谷川弥一的言论，那就很直接了。
这位涉嫌收受超过4000万日元“回扣”的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在记者会上宣布辞职并道歉。但随后他就被记者问急眼了，便说出了以下言论：
“我错了还不行吗？就不能理解下？难不成要我死吗！”
可见，在日本，“道歉”并不意味着认错，更多时候只是一种形式。我“道歉”了，那你就应该原谅我，就不能再继续怪我了。
但在日本自卫队成员强闯中国大使馆后，即便是这种形式的“道歉”，到目前为止，日本方面也没有做出过。
从高市早苗到村田晃大本人，如今都没有道歉的意思。
一边是对“道歉”习以为常的社会文化，一边又是在某些问题上绝不“道歉”的死硬态度。
最突出的就是历史问题。
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抛出这样一个观点：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已经超过总人口的八成，这些“与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的日本人及其后代，“不能再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这个观点，被很多右翼分子奉为圭臬。
而在大使馆这件事上，日本舆论和政府也是这么做的。日本政府和自卫队机构空谈“遗憾”，日本舆论也普遍渲染这是“个人行为”，根本没觉得是自己社会体系的问题。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从这个事件的实施个体，到应当为出现这种事情而负责的体系，甚至没人觉得自己做错了、需要为此负责。
这才是最令人愤怒，并且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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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馆这件事，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一个“村田晃大”，而在于纵容“村田晃大们”滋生的土壤。
历史上，日本军人“暴走”事件屡屡发生。从日本国内的“五一五事件”“二二六兵变”，到侵华日军实施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无不是日本军方秉持“下克上”的理念“独走”发起的，最终导致整个日本被军国主义绑架。
日本军人“暴走”事件屡屡发生
几十年后，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现役军官持械闯入中国大使馆，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无视中方警告闯入中国领海……
更严重的是，日本政坛近年来右倾趋势明显，和平宪法第九条被不断架空，自卫队的角色从“防御”向“进攻”转变，更多进攻性武器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列装自卫队。
拥有进攻性武器的日本自卫队，未来如果“独走”，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自然无需多言。
而日本政府的消极处置态度，更是在传递一个信号：对中国持极端敌意是被允许的。它会激励更多极右翼分子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形成恶性循环。
中方在此次事件上的立场明确且坚定：日方必须给中方一个交代。
这不仅是日方需根据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法和有关国际条约必须向中方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更是在代表日本，给曾经深受军国主义殖民扩张之害的亚洲国家，以及曾经深受法西斯主义伤害的世界各国，一个合理的交代。
或许一些日本人觉得，拖着拖着这事就翻篇了。
但不会的。正如历史问题一样，彻底的反思一天没有到来，日本身上的罪责就始终不能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