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李迎
在通化市青少年宫内，有一个名为“宝贝回家”的寻亲网站总部，该网站致力于帮助失散家庭重聚。办公区的走廊上挂满了各种照片，包括那些尚未找到家的孩子的童年照以及通过“宝贝回家”团聚的家庭的合影。
网站创始人张宝艳几乎熟悉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从最初的期望、喜悦到遗憾。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寻子公益平台，“宝贝回家”自2007年成立以来，团队规模从最初的两人扩展到了四十万人，足迹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过去十九年里，张宝艳见证了从大规模的人海战术到科技合作，再到制度完善的整个寻亲过程。据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宝贝回家”已帮助超过14907个家庭团圆。
张宝艳表示，她已过花甲之年，自网站创立以来，她与丈夫秦艳友几乎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寻亲”这项公益事业中，个人时间极其有限。她期待有一天，所有失散的孩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那时她或许会关闭网站，全心陪伴家人。
2025年3月1日，在通化市高铁站，张宝艳迎接了从加拿大返回的张云鹏。这名29岁的男子因身材瘦小、肤色黝黑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不会说中文，只能通过同行的志愿者沟通。他似乎对周围的一切感到有些不安。
一次“普通”的寻亲
张云鹏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他只有4岁，与家人在沈阳失散，随后被送到当地的福利院，2006年，他被一对加拿大夫妇收养，但在三个月后被养父母抛弃，之后辗转于多个寄宿家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2025年，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张云鹏通过DNA检测找到了在中国的生父。张宝艳特意为他准备了一顿东北风味的酸菜锅，让他尝尝家乡的味道。
次日，张云鹏终于见到了25年未曾谋面的父亲。在认亲仪式上，张久成感激地跪下，向张宝艳表达谢意，感谢她和团队的帮助。
张宝艳回忆道，她投身于寻亲事业，部分原因源自1992年的一篇报告文学，让她第一次意识到“拐卖儿童”的严重性。而她真正被触动，则是因为自己儿子曾与家人失散的经历，虽然最后平安归来，但这让她更加关注失踪儿童的信息。
2002年，张宝艳注意到拐卖儿童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她决心做点什么来提醒更多家庭。起初，她和丈夫打算写一本小说，但最终决定将寻亲故事改编成电视剧剧本。尽管剧本未被影视化，这个经历却让张宝艳意识到信息共享的重要性。
2007年，“宝贝回家”网站正式上线，起初只有张宝艳夫妻俩，后来发展至40万名志愿者，遍布全国各地。网站的成立最初面临信任问题，许多人怀疑其免费服务的真实性。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并加入这个平台。
“宝贝回家”协助找回的第一个孩子，是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发现的一名流浪儿童。当时，志愿者在街头发现一名老人带着小孩乞讨，随即报了警，警方查明孩子确系被拐卖，这是“宝贝回家”协助找回的第一个孩子。
张宝艳表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公安部门加大打击力度，“宝贝回家”的寻亲成功率也大幅提升。2009年，张宝艳提出的建立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的建议被采纳，大大提高了寻亲效率。
张宝艳（图据受访者）
随着Y染色体家系排查和“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以及与网络平台的合作，寻亲工作变得更加高效和精准。2021年，杨妞花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录制寻亲视频并成功找到家人。
张宝艳指出，寻亲家庭在找到亲人后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孩子的选择、融合问题等。她认为，尊重孩子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因为孩子需要时间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此外，张宝艳还积极推动司法制度的完善，以打击拐卖犯罪。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提升了打击拐卖犯罪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细化了相关定罪规则，提升了打击的可操作性和统一性。2021年，人贩子余华英被判死刑，为寻亲家庭带来了希望。
张宝艳表示，她为杨妞花追查人贩子余华英提供了一些法律援助，帮助她准备诉讼，直到案件最终结案。
在张宝艳看来，被拐儿童的数量已显著下降，2025年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人数为1035人，同比下降18.4%，为近十年来最低。她期待有一天，“宝贝回家”可以正式结束其使命，所有失散家庭都能重聚。
张宝艳说，虽然她期待着退休那一天的到来，但她深知当前还有许多失散的孩子等待着回家，因此她暂时无法停下脚步。退休后，她希望能够全心陪伴家人，享受天伦之乐。
寻亲网站成立之初，比技术更棘手的是信任。联络上寻子家长，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感激，而是防备，免费的帮助听起来更像是陷阱。张宝艳记得，有时一接起电话，对面传过来的是骂声：“现在说不收费，以后就不一定了，你们就是挖坑等我跳。”
“有时甚至是我们求着别人登记信息。”张宝艳说。在众多质疑声中，也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在平台上登记信息，这个人是孙海洋。2007年10月，孙海洋的4岁儿子孙卓在深圳白石洲被拐卖。此后14年，他各处奔走，贴寻人启事、追线索，足迹遍及全国多省，直至2021年，公安机关在侦办另一拐骗案中发现关联线索，经人像比对、DNA确认，在山东找到其失联14年的儿子孙卓。
孩子丢失后，曾有不少骗子找上门来，但孙海洋说，他不怕被骗，即使被骗了他也要试试，“就怕有一天，连骗子都不找上门了。”张宝艳觉得，即使在十几年前，孙海洋找孩子的意识和做法都是正确且坚定的。
网站上线之初，张宝艳几乎把自己当作“人肉中枢”：白天更新信息、联系家属，夜里接线索电话、做核验，电话要打好几个小时，话费动辄从数百元到上千元。志愿者则用最笨也最累的办法寻找信息：在街头、公园、车站等盯着疑似流浪乞讨儿童，偷拍照片、记录特征，再上传网站供家属辨认，并把线索尽快导向警方核查。
张宝艳和秦艳友（图据受访者）
当年6月，内蒙古警察学院一批学生加入志愿者行列，在呼和浩特街头扫街时，发现一名老人带着小孩乞讨，志愿者上前盘问时，发现对方语无伦次、神色慌张，随即报了警。警方查明，孩子确实是十几天前从甘肃被拐走的。这是“宝贝回家”协助找回的第一个孩子。
当晚，几个志愿者QQ群内欢呼雀跃，成员们在群内发送“鲜花”“拥抱”“敲锣打鼓”的表情庆祝，“所有人敲‘鼓’敲了一晚上，大家开玩笑说鼓都要被我们敲碎了。”张宝艳告诉极目新闻记者。
还有一次，广西走失了一个孩子，直到志愿者在广州街头无意看到一个乞讨流浪的孩子，怀疑其就是在广西走失的孩童。志愿者想再次找到孩子，于是就在大街小巷寻人、在网站发帖。找人的声势引得媒体注意，“宝贝回家”也借此进入公众视野。张宝艳记得，媒体报道后，志愿者的队伍迅速扩充至2000多人，那时距离网站上线还不到两个月。
时至今日，“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团队已扩充至40万名，遍布全国各地。而在这十余年间，寻亲成功率也伴随着科技进步、公安部门“打拐”力度增强而不断提升。2009年，张宝艳提出的“关于建立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的建议”得到公安部采纳，公安机关对失踪被拐儿童父母与疑似被拐、身份来源不明儿童开展免费采血入库，免费为寻子家长和找家的孩子进行对比，极大提升了寻人效率与精确度。
那时，张宝艳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四处动员寻亲家长采血入库，“当时我们就到处自豪地告诉寻亲家长，你和亲人只有一滴血的距离。”张宝艳说。
再后来，Y染色体家系排查和“人脸识别”技术也被应用到寻亲打拐的实践中。此外，“宝贝回家”还与网络平台合作，对寻亲家庭所在地域进行“定向推送”。2021年，杨妞花在志愿者帮助下录制寻亲视频，把童年印象、家乡地貌等线索和自己的信息做成视频发到抖音。随后，“宝贝回家”与抖音合作的“定向推送”机制让内容更集中地触达西南地区用户。不久后，杨妞花老家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堂妹刷到视频后认出线索，通过私信联系杨妞花，并帮她对接到姐姐杨桑英。经过DNA对比后，当年5月，杨妞花认亲成功。
期待“退休”的那一天
找到亲人并非寻亲家庭的终点。
在张宝艳看来，寻亲家长找到孩子后，孩子的选择、融合、生养家庭之间的矛盾，也是寻亲家庭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宝艳说，很多孩子在认亲后仍会选择回到养父母身边生活。曾经，张宝艳也不理解这种选择，认为孩子辜负了这么多年一直寻子的亲生父母，直到有一次吃饭时，她开玩笑似的问儿子，“如果你是我们买来的，亲生父母找上门怎么办？”没想到儿子当场翻脸，筷子一摔：“找什么找？各过各的。”随后起身就走。
张宝艳一时愣住，冷静下来后，她和丈夫才意识到，让孩子回归、融入新的家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外力无法强迫。她意识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可能瞬间与养育自己的人势不两立。”此后，她常在电话中宽慰找到孩子的寻亲家长，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而在更长远来看，若想减少寻亲家庭骨肉分离之痛，根源上是要打击拐卖犯罪，让“天下无拐”成为现实。
张宝艳夫妇和志愿者高洋、张云鹏及父亲（图据受访者）
寻亲之外，张宝艳也在行动上推动“打拐”。她还欣喜地看到，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的进步，让“天下无拐”的愿望变得不再遥远。
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后的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此后，最高法出台《解释》明确多个易争议概念（如“偷盗婴幼儿”“阻碍解救”等），并对以介绍婚姻为名的拐卖、医疗和福利机构人员出卖儿童等情形的定性规则作出细化，提升了打击的可操作性与统一性。
而在司法实践上，人贩子余华英被判死刑也给寻亲家庭带来了希望。2021年，杨妞花找到家人后，她决心追查当年拐卖自己的人贩子余华英。她向贵阳警方报案、提供自己被拐卖的犯罪线索，2022年6月，余华英在重庆落网，随后被以拐卖儿童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查明，余华英1993至2003年间拐卖儿童17名，2025年2月28日，余华英被执行死刑。在张宝艳看来，找到余华英、让其伏法的过程殊为不易，但杨妞花坚持了下来，而张宝艳也在默默地为她提供帮助。她告诉极目新闻记者，杨妞花准备起诉人贩子时，她曾提醒杨妞花要做好心理准备，案件可能因诉讼时效等问题推进不易，此外，她还为杨妞花对接了宝贝回家的法律顾问，“那段时间我们一直保持着沟通。”
在十余年的寻亲事业里，张宝艳欣慰地看到，被拐儿童的数量在持续下降。3月10日，最高法发布信息显示，2025年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1035人，同比下降18.4%，为近十年来最低。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被拐儿童都能顺利回家，那时，“宝贝回家”也要正式“下线”。
张宝艳说，自己期待“退休”的那一天，“宝贝回家”成立十余年来，她鲜少有自己的生活，更无法陪伴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等到退休那日，自己可以全心地陪伴家人，和儿孙尽享天伦之乐。而现在，还有失散在外的孩子等待寻亲回家，她还不能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