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林剑主持
针对日本宣布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计划，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近年来，日本的安全政策逐渐向进攻性、扩张性和危险性的方向转变，这与其标榜为和平国家的形象相去甚远。此次恢复二战时期的军衔如“大将”、“大佐”等，并声称此举是为了增加荣誉感，实际上是在制度和认知层面进行突破，同时也激起了受害国人民的深切痛楚。
日本拟恢复使用“大佐”一词
“大佐”这个词语时隔多年即将再度出现。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11月12日的报道，多名政府官员透露高市早苗政府正考虑重新命名自卫队中的军衔称号。
新方案包括：将统合幕僚长和陆海空三支自卫队的最高将领改称“大将”，其他级别的军官则被改为“中将”；同时，“1佐”、“1尉”分别调整为“大佐”、“大尉”。
自卫队军衔等级变化前后对比图，来源：产经新闻
二战后，日本自卫队沿用了不同于旧日军的称呼系统。战败后的1945年，军队解散并撤销了所有军事机构。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重新组建自卫队的过程中，为了淡化其军事色彩，采用了新的衔级名称，“大佐”、“中佐”和“少佐”分别改称为“1佐”、“2佐”和“3佐”。
当下，随着“大佐”的回归可能引发一系列担忧，这是否预示着历史的倒退？
更需要关注的是职能上的变化
《产经新闻》报道指出，更名的主要理由是与外国军队保持一致，并便于公众理解。
报道强调，在美日联合军事演习等场合中，由于现行体系中的英译名称与其他国家相同但日文表述不同，这导致日本国内民众难以区分自卫队和他国军衔的高低。采用统一称谓能够提高民众对自卫队的认知度，并改善其人员的地位和士气。
然而，在当前时点上进行这种改变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
作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高市早苗政府正在推动日本战后的“国家正常化”。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认为，此次军衔修改可以看作是这一进程中的一步。
名称只是象征意义，更令人担忧的是自卫队职能的变化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星宇指出，21世纪以来，日本的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御转向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势，自卫队的角色和职责也在不断扩展。
根据《日本国宪法》的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并承诺不保持任何战争力量。然而，通过一系列修正案以及“安保三文件”的调整，军费增加、武器升级等措施使得原本限制性的政策被逐步突破。
最近的修改包括2022年底对“安保三文件”进行修订，明确提及发展“反击能力”。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变化的发展趋势。
新田原空军基地的战机
“和平宪法”的框架已经被不断打破，对自卫队的限制已经大幅减少。王星宇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受制于《和平宪法》。”
从坚守专守防卫到积极进攻性防御政策的变化，显示了日本战后寻求成为军事大国的野心。
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举动释放出危险信号
高市早苗的试探
在核武器问题上，她并未明确表态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是表示现阶段不适合深入讨论这一议题。这表明该政策可能面临变动的风险，对地区安全格局造成深远影响。
此外，在涉及台湾海峡的言论中，高市早苗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挑衅性，她声称如果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针对台湾，则日本可能会认为这是“存亡危机事态”。
王星宇指出，这种做法显然将台海问题当作借口来推动修宪扩军。
中国对此的强烈反应和美国方面的冷淡回复，使得日本右翼势力的幻想破灭，同时也暴露了高市早苗“对华强硬”的政治形象。
“大佐”回归为何值得警惕
再来说说“大佐”。
根据日媒的说法，更改军衔是为了让军队体系更加国际化。然而，对于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大佐”这个词汇承载着一段痛苦和屈辱的记忆。“大佐”所代表的人与军队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是无法磨灭的历史伤痕。
高市早苗政府重新启用这些旧军衔名称，不仅反映了日本军事扩张的野心，还可能暗示否认战争责任、淡化历史问题的态度。
语言本身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改变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篡改记忆和认知，使过去的所作所为合法化。
我们始终无法忘记那段历史，因此也从未原谅过这种称谓的使用。
根据日媒的说法，修改军衔，只是为了让军队系统更“国际化”。为什么我们要敏感于一个军衔的去留？
大佐是日本历史上的军衔，属于旧日军佐官最高级别。这个词对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地区人民来说，承载着一段惨痛、屈辱的集体记忆。“大佐”所指称的人、所归属的军队，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累累罪行，是我们心底无法磨灭的血泪与伤痕。日本再次启用这套军衔，就是在无视这些伤痛和控诉。
此外，高市政府对大佐等军衔的招魂，不仅映射出日本在军事扩张上的野心，更可能隐含着否认侵略罪行、剥离历史责任的图谋。
语言本身是一种武器。改变名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篡改认知、篡改记忆，将既往的所作所为合法化、正当化。
我们从未原谅这个称谓，因为我们从未忘记那段历史。